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胡春柏



▲ 钻 探

　　墓地位置及发掘缘起

　　福路塔墓地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树湾村福路塔社新村东北约300米处的坡地上，北侧紧邻十里长川。该墓地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为配合大龙高速公路建设，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鄂尔多斯博物馆和准格尔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累计揭露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长方形土坑竖墓131座、祭祀坑1座及晚期自然冲沟1条。



▲福路塔墓地2017至2018年发掘区域全景

　　地层堆积及墓葬开口层位

　　该墓地地层堆积比较简单，西部和北部地层较厚，向东、向南渐薄。

　　①层为风积黄沙，最厚处可达3.05米。

　　②层为黄褐色沙质土，内含少量陶片，仅见于发掘区西北部，由西向东渐薄，最厚处0.75米。M3、M12、M16、M26、M29均开口于此层下。

　　③层为黑灰色沙质土，含沙量较②层少，夹杂炭渣和动物骨骼。遍布于发掘区的北部和南部，厚 0.3-1.3米，出土陶片和可复原的完整器较多。多数墓葬开口于此层下。

　　该层下为生土。另外在发掘区中部无②、③层堆积，墓葬直接开口于①层下，打破生土。墓葬之间共有8组打破关系。

　　墓葬及随葬品

　　墓葬包括单人墓126座、合葬墓5座。单人墓的墓圹大小深浅不一，大者长5米余，宽3米余，小者仅容一人安身;合葬墓的墓圹一般较大。部分墓葬留有生土二层台，三座墓有壁龛(用以放置殉牲)。墓向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东西向墓死者头多朝东;南北向墓头多向南。除在少数几座墓葬的底部发现木质朽痕外，基本不见葬具。葬式多种多样，以仰身直肢葬数量最多，仰身屈肢葬次之，另有侧身叠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直肢葬。其中37座墓发现殉牲，且绝大部分墓葬随葬陶器近旁都有牛马羊等家畜骨骼，以整齐有序的肋骨、椎骨和肩胛骨最为常见，应是随葬所用肉食的遗留。随葬陶器以瓮、罐、缶、壶、釜等日用器为主。铜器数量不多，种类有鼎、鍪、壶、镜、铃、镦、环、镞、管、带钩、带扣、印章、扣饰、器盖、韘形佩、兽头形饰件等，另发现半两钱数枚。铁器多已锈蚀，主要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马具、武器、饰品等，骨器较少见，另有少量的银耳环、石环、石球、玛瑙珠、料珠、铁铤铜镞等。在一些陶器肩部和腹部书有文字或符号。



▲ M53东壁附近填土内殉牲



▲ M35全景



▲ M27随葬品出土情况

　　年代及意义

　　这批墓葬是以瓮、壶、釜为基本的随葬陶器组合，这一点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关中和陕北地区秦墓存在很大的一致性。据此可初步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大体处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茧形壶、蒜头壶、扁壶等秦文化指征性器物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



▲ M30：1陶瓮



▲ M27：5铜扁壶正面、侧面



▲ M91出土陶壶



▲ M34出土铜鍪



▲ M74出土陶缶



▲ M83出土茧形壶

　　M93、M96、M101、M116等四座墓葬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单耳罐、双耳罐、小铜管、铜兽头形饰件等北方系遗物。素面夹砂陶带耳罐是东周时期北方长城沿线西段的典型陶器，它的出现或许是西戎文化因素的孑遗。由此可见，福路塔墓地的主人，并非纯粹的秦人，可能还包含了深受秦文化影响的源自原西戎系统的“秦人”。



▲ M96出土陶双耳罐



▲ M93出土小铜管



▲ M93出土兽头形铜饰件



▲ M64出土镂孔青铜环

　　福路塔墓地的层位关系及其出土的带文字陶器、铜印章等年代特征明确的器物不仅能为该墓地分期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以此为切入点或可对北方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遗存的分期取得突破性的认识，为区分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的遗存提供科学的标尺。



▲ M80出土陶扁壶上的文字



▲ M74陶缶肩部铭文

　　匈奴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成于西汉中期，来自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因素在匈奴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匈奴的陶器，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秦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福路塔墓地部分瓮、壶与匈奴早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相近。在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问题上，福路塔墓地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匈奴关系甚密。对该墓地做进一步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对比研究，或将对探索匈奴文化起源有所助益。



▲ 刮 面



▲ 清理墓葬



▲ 拍 照



▲ 文物加固和提取